抵制的呼籲

第七章 抵制的呼籲

A Call to the Resistance

潘霍華結束了在美國的巡迴演講,返回納粹德國,後來被送往德國的集中營,在那裡被處以死刑。潘霍華將美國宗教總結為「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更正教」。雖然宗教改革在美國宗教歷史上的影響力十分深遠(尤其是十九世紀中葉之前),而且至今仍在和復興主義者遺留下的統治勢力相抗衡,但潘霍華的診斷看來是有道理的:


神沒有將宗教改革授予美國基督教。衪授予了強而有力的復興主義傳教士、牧師和神學家,但沒有經過神的道所改革的耶穌基督的教會。……美國神學和美國教會在整體上始終不明白被神的道及它所意指的一切「批判」的意思。他們不明白神的「批評」其實涉及到了宗教、教會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成聖;也不明白,神建立衪的教會,是超越了宗教,超越了倫理。……在美國的神學中,基督教在本質上仍然是宗教和倫理。……因著這一點,在神學上,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必須滲入背景之中,從長遠來看它還會被人誤解,因為它沒有被視為激烈的審判和徹底的饒恕之唯一理由。

在新約和舊約中,教會一再證實它就是囚禁自己的共犯。馬丁•路德在他那個時代觀察到了這一傾向,寫了《教會被擄於巴比倫》(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他在該書中主張,教會迫切需要靠主得著釋放,脫離她認定良好的、甚至是大有希望的事物的捆綁。

被擄這個詞是不是太激烈了?畢竟,在美國並沒有像宗教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Religious Affairs)這樣的機構控制教會的言論。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書中,猶太作家尼爾•柏斯曼(Neil Postman)(紐約大學傳播學教授)指出兩個世界末日的場景之間的差異。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預言了一個「老大哥」主宰的社會―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我們慶幸自己躲開了歐威爾的預言,至少是在美國,但我們忘記了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年代稍早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景。歐威爾預言的是外部強加的壓迫,而赫胥黎想像的是自我強加的被擄:

在他看來,人們會喜愛他們所受的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維能力的技術。歐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沒有禁書的理由,因為沒有人還想讀書。歐威爾害怕那些剝奪我們訊息的人,赫胥黎擔心那些給我們太多訊息的人,使我們變得被動和利己。歐威爾擔心我們不明真相,赫胥黎擔心真相會淹沒在一片不切實際的海洋中。歐威爾擔心我們的文化會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我們的文化會成為庸俗文化,專注於一些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聊規則的遊戲。

我們若是奴隸,壓榨我們的並不是外部壓迫者,而是我們自己的瑣碎願望。我們樂於被擄――直到神上場,向我們所推上寶座的執政掌權者發出祂的莊嚴命令:「讓我的百姓去!」

摘錄自邁克‧何頓(Michael Horton)著,皓熙、夏蔚譯,《沒有基督的基督教》(麥種,2015年12月),第七章。

沒有基督的基督教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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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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