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福音派學術發表的三點反思——之3

(接上文)

針對福音派學術發表的三點反思——之1

針對福音派學術發表的三點反思——之2
作者:納瑟禮(Andrew David Naselli)
譯者:王建國

納瑟禮是伯利恆學院與神學院(Bethelem College and Seminary in Minneapolis)的新約與聖經神學助理教授,和《根基》(Themelios)雜誌的行政總管。本文譯自Andrew David Naselli, “Three Reflections on Evangelical Academic Publishing,” Themelios 39.3 (2014): 428–54(http://andynaselli.com/wp-content/uploads/2014_reflections.pdf),經《根基》雜誌主編卡森(D.A.Carson)博士同意翻譯。

1. 福音派學術研究是神賜給福音派信徒的恩賜,當為此感恩

1.1. 什麼是學術研究?

1.2. 為賴德的出版物感恩

1.3. 為波特的出版物感恩

1.4. 為其他福音派學者們的出版物感恩

  1. 福音派學術界的目的應是學術負責,而非學術尊嚴

2.1. 賴德近乎偶像崇拜地追求學術尊嚴

在描述賴德的追求之前,我應該解釋本節副標題裡的兩個詞:

  1. 近乎我使用近乎這個詞,是因為我們不能準確無誤地知道賴德心裡所想的。(a) 想要明白自己做某件事的動機是困難的,要分辨他人的動機是更困難的,即使你正與他們面對面說話,而想要去明瞭一位一個世代之前且從未面對面互動過之人的動機,那會是一件加倍困難的事。(b) 人是複雜的。他們可以有多個動機,並有各種各樣複雜的因素。賴德的驅動力之一是宣教性的:他希望全世界的每一個人聽見福音。他的歷史背景和今天的福音派學者們是非常不同的;他正在對文化和學術的疏離做出反應。他是一個破碎的人,這與他的成長經歷、家庭動態、人格特質以及諸多其他的因素有關。

2.偶像崇拜:許多神學家,比如奧古斯丁(Augustine)、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加爾文(John Calvin)和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都指出,偶像崇拜隱藏在一切罪惡的背後。最近,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從多個角度深刻地定義了偶像:

人心是一個「偶像製造工廠」。……就像成功的事業、愛情、物質財富,甚至家庭,這些好的事物變成我們追求的終極事物。心將它們神化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因為我們以為,如果得到它們,它們可以給我們意義和保障,安全感和滿足。

偶像就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物。

我們認為偶像是壞的事物,但常常並非如此。……(偶像)可以是任何事物變作冒牌的神,特別是生活中最好的事物。

偶像是對你而言比神更重要的任何事物,比神更吸引你的心和想像力的任何事物,你想要從它得著只有神能給予之事物的任何東西。一個假冒的神是你的生活中如此重要且必要的任何事物,以至於如果你失去它,你的生活將會覺得不再值得活下去。……對於你的幸福、生命意義和身份,如果有任何事物變得比神更緊要,那麼它就是一個偶像。

偶像崇拜不只是不順服神,更是將你的全心放在神以外的其他事物上。

我熱切地確定福音派的學術研究是有價值的;然而,對於福音派學者而言,實在太容易將他們的學術研究變成偶像。自亞當和夏娃墮落以來,人類就將美好的事物變成偶像。所以,如果一個基督徒妻子能把她的丈夫變成偶像,或一個基督教牧師能把他的教會變成偶像,或一個基督徒能把他的工作變成一個偶像,那麼,一位福音派學者能把他的學術研究變成偶像,這應該是不足為奇的。這顯然就是賴德所作的。

狄李亞精心撰述的傳記,特別側重於賴德如何回應他所認為的危機上:

在賴德的判斷中,福音派人士已經停止發表值得重要大學考慮的學術文獻……。

賴德是如何試圖恢復美國福音派的學術研究的呢?他的策略可以分為兩大部分。(1) 第一,賴德追求在福音派內部提高論述水平,以提高其學術內容的品質。他非常執著於嚴謹的學術紀律,無論在聖經或是各種神學領域之學者們的重要著作的研究上,有時到了著迷的地步……。

(2) 但是,他的策略也有一個外在組成部分。賴德認為,為了使福音派學者們平等地受到最好的研究機構和學術社群接納,他和其他像他的人必須贏得晉身之道,證明他們配得參與其中。為達到此目的,賴德將文章提交到久負盛名的期刊,加入接納他的學術組織,並且將他的巨著交由福音派世界之外的一家出版社發行。他鼓勵他最聰明的學生自己從事博士級別的工作,在研究上輔導他們,並支持他們向世界各地的大學提交入學申請。為了恢復現代福音主義的內容和形象,賴德畢生致力於這個雙管齊下的策略。

 

狄李亞解釋說,「這本書的目的是檢驗賴德對福音派學術研究貢獻的動機。」賴德是在「尋求創建一個世界不能忽視的福音派學術研究工作」。

賴德孜孜不倦地致力於他的巨著。於1949年,當奧肯加(Harold J. Ockenga)聯絡賴德,邀請他到富勒神學院任教,賴德解釋了什麼是他希望做出的「主要貢獻」:「一個有關神的國度的學術歷史。」狄李亞追述說,「在某一個時刻,研究與睡眠對他的時間造成的拉扯,令他非常沮喪,以致他將一本書砸向家裡的牆,力度大到在牆上留下了一個大洞。多年來,賴德一直讓那個洞留在那裡,作為他追求卓越學術研究的熱情的一個紀念。」但是,後來的發展卻引發了問題,如同狄李亞所指出的。這個熱情是全然健康的嗎?它是否導致他過分關心非福音派學者們會多認真看待他的工作呢?

在致力於他的巨著「十餘年」(他夢想這一天來到的時間更長)之後,當Harper & Row——「福音派世界之外的一家出版社」——發行他的作品時,「賴德覺得他終於抵達了」一個學者的地位。1964年,它以《耶穌和國度》(Jesus and the Kingdom)的書名出版。賴德將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建築在這本書上,他熱切地等待,希望看見非福音派的學者們認同他做了他們不能忽視的一流學術工作。

但是,裴林(Norman Perrin)卻成了粉碎賴德夢想的工具。裴林是一個英國神學家,那時剛剛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不久,一年前才將他以神的國度為題撰寫的畢業論文出版成書。裴林在《詮釋》(Interpretation)雜誌上評論了賴德的書。在這篇由非福音派發出的第一份重要評論中,裴林嚴厲批評賴德低劣的學術研究,不但沒有向賴德表現出對學術同儕的尊重,反而將他當作局外人來排斥。

裴林的評論擊垮了賴德:

1965年五月,賴德已經離開富勒神學院,去度安息年將近一年,他這時收到了裴林的評論。當這份評論送到賴德手中後不久,華勒斯(David Wallace),賴德第一個從富勒神學院畢業且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當時也在巴塞爾(Basel)度他自己的安息年,和幾個朋友一同去拜訪了賴德。乍讀這篇評論,衝擊是立即而明顯的。根據華勒斯的描述,賴德被「徹底擊垮」,並且「處在狂燥和失控的邊緣」。「他的眼神奇特,彷彿已經身受重傷,在屋裡走來走去,他的客人仍在,他卻不再意識到他們的存在。」華勒斯回憶道,賴德不斷地說,「他是學術上的失敗者」和「被學術界抹除的人」。華勒斯鼓勵他等待其他的評論,試圖藉此安慰他,但他的話「對他已經完全沒有影響」。華勒斯當晚離開賴德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公寓時,他想他的老師和導師看起來是「被毀了」。

同一天,仍然處在裴林書評的震驚中的賴德……寫信給丹尼爾˙富勒(Dan Fuller):「我被迫重新考慮學術研究的整個計畫,……(因為)我試圖實現與其他神學圈親善互動的崇高理想是一個傻瓜的夢想。」賴德抱怨道,「我一生主要的工作(由這本書體現),很顯然是徹底失敗的。」在初讀裴林的評論一兩天之後,賴德對它的解讀是:對他為福音派學術研究在廣闊學術界中爭得一席之地而努力的目標宣判死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賴德的人生和事業的轉捩點;由於這一篇書評,直接導致他已然脆弱的情感損壞得無法修復。

賴德回到了富勒神學院,「是一個破碎的人,嚴重酗酒,為了從裴林所受的對待而感到苦毒,至少在他的眼裡,他已經在他的朋友和同事面前被羞辱,突然無法確定他的職業生涯將往何方。」 他的巨著所受到的其他評論,多數是好評,但他無法擺脫裴林的評論。他寫了至少100封信「給跨越所有神學領域的學者們,告訴他們他在裴林手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陷入「痛苦的抑鬱症和酗酒中,至此,他永遠無法從其中完全恢復過來。在這篇書評的餘波中,賴德不分青紅皂白地抨擊,甚至對試圖安慰他的朋友們也不放過,並且他毅然放棄了從初期驅動他的職業生涯的追求。」

賴德明顯地傾注那麼多的精力的偶像,將他棄置在絕望中:

賴德生命的最後十五年(1966-1982),表面看起來著述頗豐,但我們同時看到的,是一個人經過情緒、生理和靈性的解體而跌落的過程。他在學術生涯過程的冒險並沒有給他應有的報償,他發現自己一方面是福音派學術界的傑出人物,但另一方面,在他所設定的目標上卻是一個失敗者。他將不能攪動主流的聖經學術研究了。對賴德的企圖心和目標來說,他的任務結束了;他被困在比他初期職業生涯所追求小得多且更狹隘的讀者群中。因此,賴德人生最後一章的標誌是壓倒性的投降感——在尋求接納的努力上,在他的家庭關係,甚至他長期保持的友誼關係上——這是他人格特質中最黑暗的脈動。

 

賴德一心一意投入在學術追求上,以致他的妻子維妮(Winnie)和他的兩個孩子諾瑪(Norma)和賴瑞(Larry)都成為終身的受害者。因為他忽略他的妻子跟孩子,所以他與他們的關係充其量是緊張的;他以滿足自己的學術追求為優先,超過他身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於1961年,在6個月的安息假之後,「受損的」賴德回到了富勒神學院:「隨著他的婚姻和家庭緊繃關係加速失衡之下,賴德為了他的自我形象,把工作的意義看得更加重要了。與他最親近的關係也在崩解中,但他——在他自己眼中——卻仍然可以通過優質的學術研究來證明他的自我價值。」「喬治〔賴德〕和維妮之間的婚姻變得愈來愈不幸福,並且在最後幾年,夫妻關係變得名存實亡。……到了20世紀70年代,情況已經惡化到一個地步,賴德甚至計畫著要與妻子離婚,這對保守的福音派世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於1970年,赫戴維(David Hubbard;時任富勒校長)和丹尼爾˙富勒(時任神學院院長)就著賴德酗酒的傳言和收到的投訴對他進行評鑑,「賴德突然提問:他是否可以與他的妻子離婚,而不會失去他的教職。赫戴維告知賴德,在這些情況下離婚,將會是被解聘的理由,並且他們為此爭論了好一陣子。」後來,賴德的妻子中風;在1977年,「在維妮生病的時候,賴德持續了他的演講行程,正當他在一次出城演講的行程中,維妮去世了。」隔年,他「在富勒的校園安排一次聚會」,宣布「他和一位普若克特(Proctor)小姐訂婚,並將要結婚,但婚禮從未舉行。」

賴德的故事是可悲的。他似乎悲劇性地說明了,一位福音派學者如何追求學術尊嚴,甚至讓它成為偶像。

(待續)

摘錄自《麥種閱讀》,201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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