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的對象

講了30多年的道,聽了許多恭維和由衷的感謝,但最讓我得安慰的,卻是出自兩位姐妹的口中。一位在台灣,一位從香港移民美國,但兩位都已年邁,都沒受過多少教育。兩位竟然異口同聲地說:「別人講道我聽不懂,你的講道我聽懂了。」那時我還很年輕,但講道的風格其實與現在差不多,不講笑話,很少有例證故事,而且通常講足60分鐘。後來有段時間,在美國,神把傳道的門關了。我安安靜靜坐著聽別的牧者講道。曾經在一個教會,主任牧師名氣不小,芝加哥三一神學博士,也負責一家福音機構,在神學院、在中國的大學授課。目前,除了換間教會,此君其他身份都沒改變。他的講道有一點令我佩服不已。每堂講道35-40分鐘,開始先讀經,接著一連15-20個故事、笑話,經常惹得信徒哄堂大笑。了不起!我往往幾篇講道才找得到一個合適的例證,他竟然能一年講了將近1000個故事與笑話,而且從不重複。但是,沒有「道」!同工們,引以為戒。不要聽信並屈服於「淺顯易懂」的迷思,要竭力讓我們所傳的信息「深入淺出」。以下摘錄自鍾馬田著,《講道與講道的人》,第七章]

人們說,現今的普通人已無法思索和理解推理性的陳述,他們是如此習慣於報紙、電視與電影所產生的那種見解和思路,以致不再能跟得上推理性與辯證性的陳述。所以我們應當給他們電影和膠片,請電影明星向他們講話,讓流行歌手給他們唱歌,要有「短講」和見證,略有福音成分就夠了。「製造氣氛」才是重頭戲,可以在結束的時候略微講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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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詳述這一點。我對此事沒齒難忘—我在此重提此事,因其有助於解釋清楚—我忘不了二十七年前的一個主日早上,我在牛津大學的學院教堂講道。我在那裡的講道與我在其他地方的講道沒有兩樣。禮拜一結束,我還沒來得及走下講臺,校長的太太就衝過來說,「你知道嗎,今天是我在這個教堂所見過的最好的事情。」我說,「你是甚麼意思?」她回答說,「嗯,你知道嗎,我所聽過的講道者裡面,你是第一個把我們當作罪人來講道的!」她接著說,「因為這是牛津大學的教堂,所以來這講道的傳道人都會想當然地去費盡心思準備學識豐富、理性十足的講道,腦中把我們都當成大學問家。開場的時候,這些可憐的人們大多都會表示自己沒有太多的學問。但是,很顯然,他們都絞盡腦汁想要盡力展示他們的學識和教養。結果是,我們離開的時候感覺一無所獲、無動於衷。我們聽到的盡是些論文,我們的靈魂仍舊枯乾。他們似乎不明白,我們雖然身在牛津,但仍然是罪人。」這話出自一位高智商的女性,大學校長的太太。

我想起一位傳道人,他很善良,在一個工人階級地區的教會服事得十分出色。後來他被召去城郊的另一處教會。我記得,過了一陣子我注意到—他到了我所屬的長老會—他看上去非常疲憊緊張。一天,我們談天時,我跟他說了我的這種感覺,他承認自己非常緊張疲倦。我說,「嗯,怎麼回事?你是有經驗的,你在那間教會服事了那麼些年,幹得很成功啊!」他說道,「哦,你看,我現在擁有一群完全不一樣的會眾,我得要向生活在郊區的人講道。」他們中間有些是高薪白領,有些是成功商人,所以搬離市區,到了城郊居住。因此,這位可憐的傳道人想要為那些他所評估的人們講出很好的、知識性的講道。事實上我知道,他教會的人抱怨說他的講道非常枯燥,並非他們想要的。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個可憐的人,最終因著他這種對於講道的錯誤態度,害死了自己。他的身體垮了,隨後英年早逝。他講的根本不是人們想要的,不是他們需要的,也不是他們所期盼的。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一般的人不能聽講道,尤其是聽不了冗長的講道的這個問題。一年前我生病了,那時我收到了不少信件。其中有一封讓我如獲至寶。我想說,根據現代的標準,我的講道理念完全錯了。我常常一講就長達四十五分鐘左右,而且肯定沒有把時間花在講故事上。然而,我所寶貝的這封信來自一位十二歲的小女孩,是她代表她自己和她兄弟寫的,她的父母並不知道。信中說道,他們為我的康復禱告,希望我可以很快回到講臺。她接著說了她這樣做的理由,讓我眉開眼笑。她說,「你是唯一一位講道能讓我們聽得懂的傳道人。」按照現代的思想與理論,我並不是一個好應付的講道者,作老師也惹人厭煩—我的講道裡有太多的推理與論證。我聽說,有些人從來不帶新信主的朋友來聽我講道,也不推薦那些似乎快要信的人來聽。他們說,我的講道對這些人來說太艱深了,他們一時會難以接受,等等。以後也許可以,但目前還不行。但是這裡有位小朋友說,「你是唯一一位講道能讓我們聽得懂的傳道人。」我確信她所言不虛!

在此,我還要再強化一下這一點。我有過多次如下的經歷:有些人信了主,一直來教會,在這裡成長,後來他們來見我,告訴我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他們常常說的是,「一開始來教會的時候,我們確實不太聽得懂你在講什麼。」我就會問,那為甚麼他們還來呢?一次又一次,我得到的答覆都是,「整個的氣氛中有甚麼吸引著我們,讓人覺得這是對的。這促使我們再次到來,漸漸地,我們發覺自己不知不覺地吸收了真理。漸漸地,我們越來越覺得這些都很有道理。」他們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從講道中得著很多,但他們多少有些收穫,這些收穫是非常有價值的。而且,他們繼續不斷地在理解上長進,直到現在他們能夠完全享受整堂禮拜,享受全部的信息。這種事很常見,各階層的人似乎都能夠在聖靈的作用下提取他們所需要的、對他們有益的。這就是你能夠向一群背景不同的會眾講道的原因。他們雖然處在不同的智力水平,擁有不同的理解力、知識和文化,但他們全都可以從講道中得益。

更進一步,這個現代思潮完全被數世紀以來的傳統推翻。我們不是第一批、也不是唯一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我們把自己說得好像是這樣一樣,又或者顯得我們是特別與眾不同的族類。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這些不同類型的人早已存在。如下是路德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說,「一個傳道人需要有能力去簡單直接地、樸實地教導沒有文化的人,因為教導比勸勉更加重要。」然後他繼續說道,「我講道的時候既不關注醫生也不關注法官,他們在會眾裡有四十多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僕人、女傭和孩子們身上。如果有學問的人聽了覺得不滿意,那麼,門開著。」這是非常正確的態度。有些「醫生和法官」也許感覺講臺上的傳道人沒有足夠重視他們。但是,智慧的傳道人會關注僕人、女傭和孩子們。如果哪位學問淵博的人覺得他一無所獲,那麼他就是在定自己的罪,罪名在於他不屬靈,無法接受屬靈的真理。他是如此「自高自大」,被知識衝昏了頭腦,忘記了他也有心靈與靈魂。他定自己的罪,假如他走掉了,那麼他就是失敗者。當然,我在此假定這位傳道人的確是在傳講神的話語。

讓我用一件親身經歷來加強這一點。奇怪的是,這仍然發生在牛津大學。一九四一年,我受邀在一次大學宣教聚會中講道,我被分在星期天晚上講道,那是第一堂聚會,地點在在聖瑪麗教堂,著名的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也就是之後的紅衣主教紐曼—還在英格蘭教會的時候曾經在此講過道。當然,會眾主要都是學生,我對他們的講道,與我在其他地方的講道沒有兩樣。主辦方安排並宣佈說,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聚會結束後退到教堂後面的一個房間去。屆時,牧師和我都到了那裡,原以為不會有多少人,但是那裡卻人滿為患。牧師就坐,問他們有沒有問題。馬上,就有一位坐在前排的年輕人站了起來。我後來發現他學的是法律,是牛津大學聯合辯論社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這個社團是未來的政治家、法官、律師和主教學習公共演講和辯論的地方。他的衣著和姿態表明了他的身分。他站起來,說他有一個問題。他提問的時候,身上具有一位辯手的優雅和精緻的特徵。他說了一些恭維講員的話,他十分欣賞這篇講道,但是這篇講道給他的心裡帶來一個很大的疑難與困惑。他非常滿意這堂道,他也承認講章準備得上佳,道也講得很棒,但他真的不由得覺得,如果這篇道講給農場工人或是其他人聽,也許無法發揮出相同的效果。問完他馬上就坐下了,全場鬨堂大笑。主席轉身等我回答。我站起來,給出了對此類態度非有不可的回覆。我說,我對這個問題十分感興趣,但是實在搞不懂提問者的難處在哪裡。因為,我坦承,雖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另類,但一直以來,我都把牛津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當成是與其他人一樣的、普通的,出於塵土的人,可悲的罪人。我認為,他們的需要和那些農民或是其他任何人的需要都是一樣的。我特別留意,讓自己此次的講道跟我之前的講道沒有任何不同!我的回答再次使全場發出歡呼與笑聲。當然,重點是他們欣賞我的話,此後我講道的時候他們都更加留心去聽。實際上,就是因為此事,我才收到邀請,要我去牛津的社團,與著名的喬德博士進行一場辯論,就是我之前的講座中提及的。認為特定的群體需要不同的福音,這真是錯到極致了。這完全違背了聖經一清二楚的教導,也完全與我們從懷特腓德、司布真等傑出傳道人的傳記,或是慕迪等佈道家的故事中所讀到的相違背。他們從未有過這種錯誤的區分,他們的事工給各類的人,知識份子、社會人士等等都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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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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